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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8年，《人民日报》公开了43位一级战犯的名单，其中卫立煌被列为第28位。
当卫立煌看到自己的名字时，内心充满了喜悦，他激动得直拍自己的大腿，嘴里反复念叨着：“共产党还没有忘记我！”他的眼中闪烁着久违的光芒，这份认可让他感到备受尊重。
展开剩余91%到了次年，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，形势急转直下。面对蒋介石退守台湾的局面，卫立煌却没有选择跟随，他带着妻儿选择避难到香港，寻找新的生存之路。
不久，卫立煌突破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控，秘密写信给朱德。朱德读完信后，神情沉重，显露出对局势的忧虑和对这位昔日对手的复杂感情。
毛泽东得知此事后，表现出极大的重视与关切，他紧张地问：“时间来得及吗？”这显示出毛主席对卫立煌立场转变的期待和对抗战形势的谨慎态度。
卫立煌身为国民党“五虎上将”之一的高级将领，为什么在被列为战犯后会如此高兴？又为何主动给朱德写信，寻求联系呢？
众所周知，蒋介石选将军时偏好有三类背景：出生浙江、黄埔军校出身，或者是军校的高材生。
而卫立煌既非浙江人，也不属于黄埔系，更没有正规军校背景。他之所以能够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与重用，全靠他过人的军事才能和卓越的战绩。
卫立煌于1897年出生在安徽合肥，15岁那年便投身辛亥革命。大革命失败后，他辗转上海，加入孙中山领导的讨伐袁世凯的队伍。
在北伐战争期间，卫立煌屡次战功赫赫，年纪轻轻却勇猛异常，成为蒋介石重要的军事骨干。
孙中山逝世后，卫立煌正式成为蒋介石麾下的重要将领。
然而，蒋介石对待人才的态度是“有事钟无艳，无事夏迎春”——需要打仗时才想起卫立煌，不需要时则冷落不用。
虽名列“五虎上将”，但卫立煌与其他四人待遇悬殊，常被边缘化，更多承担艰苦的“苦差事”，而重要职位和权力大多落在别人手中。
卫立煌曾坦言：“苦差事都交给我们，但官位却被别人抢去。”
在西安事变时，他和蒋介石一同被拘禁，卫立煌以自己过去反共的经历，几乎认定这次必死无疑。
从1930年起，卫立煌开始参与围剿共产党和红军的战斗，先后担任皖北“剿匪”总指挥，参加了第三次、第四次围剿。
他率军占领了鄂豫皖根据地的核心地区——金家寨。蒋介石为了表彰他的战功，破格将金家寨改名为“立煌县”，这是民国史上继孙中山后第二次以人名命名县城，足见其功绩非凡。
十年内战期间，卫立煌几乎一直作为蒋介石“剿共”的先锋，在十多个省份围堵追击共产党和红军。
然而，共产党并未趁机加害他，而是将抗战大局置于首位，保持了对他的宽容。
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，国共两党展开第二次合作，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，一个月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。
阎锡山任司令长官，卫立煌为副司令长。面对复杂局势，阎锡山不愿得罪任何一方，便将八路军指挥权名义上交给卫立煌，使他成为八路军的“上司”。
抗战中与共产党接触后，卫立煌对共产党有了更全面的理解，思想开始转变。
蒋介石虽然表面抗日，实则暗中排挤共产党，命令军队监视限制八路军，甚至希望利用日军与共产党相互消耗。
但卫立煌痛恨日本侵略，认为中国人不应互相残杀，呼吁国共团结一致，共同抗敌。他对蒋介石的做法感到极大失望。
后来，卫立煌指挥忻口会战，在战役中与周恩来多次会面。战后再次见到周恩来时，他主动向其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和政治工作经验。
周恩来劝他说：“中国军队虽遭挫败，但只要吸取教训，依靠人民，改变战略，装备精良的日军是可以战胜的。平型关大捷是最佳证明。应采取迂回战术，打击敌人，不能消极防守。”
周恩来的话令卫立煌深受启发，使他认识到国共必须放下内战，共同抗日。
1938年1月，蒋介石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，朱德和彭德怀代表共产党，卫立煌作为国民党代表之一出席。
忻口会战期间，朱德指挥的八路军与卫立煌的正面军队配合默契，朱德曾说：“十八集团军虽然名义上归卫立煌指挥，但他从未对我们下过命令。”
前往洛阳途中，卫立煌与朱德首次深谈，双方坦诚交流，卫立煌对朱德不怕牺牲、为国奉献的精神深感敬佩。
1938年农历大年初一，卫立煌特意赴八路军总部拜年，与朱德交流八路军的政治工作，并请求朱德推荐人才加入自己的部队。
不久，卫立煌收到朱德推荐的数十名进步青年，学习八路军经验，组建战地工作团。
卫立煌与朱德的联系日益密切，每次见面都深入交谈，彼此间建立了深厚情谊。
1938年2月，卫立煌在韩信岭与日军激战时遭到叛徒出卖，危急关头，朱德立即派出一个连驰援，顶着日军空炮轰炸，付出二十余人伤亡，成功击溃敌军两千余人。
卫立煌得知后感叹：“八路军真是了不起！”两人的友情进一步加深。
他常对人说：“朱德兄对我很好，真心希望我们抗日有成，气度宽广，诚恳厚重，是个值得尊敬的长者。”
正因如此，后来他在香港遇到困境时，才敢向朱德求助。
经过多次接触，卫立煌对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产生浓厚兴趣，却苦于无机会前往。
1938年4月，蒋介石命他去洛阳开会，他便借此机会以“途经”名义前往延安参观。
毛主席对此高度重视，指示：“欢迎仪式必须隆重，招待规格要高。”
专门成立接待组，沿途悬挂“欢迎卫兵总司令到延安”的标语。
宴会上，毛主席亲自接待，还破例敬酒，双方留下了八张合影。
晚上举办盛大欢迎晚会，毛主席亲自致辞，表达热情欢迎。
共产党这一系列举动深深感动了卫立煌。在延安期间，他与毛主席多次交流，心生敬佩。
延安的三天里，他见识到这里虽物资匮乏，却充满活力与纪律严明，完全不同于国民党军营的氛围。
回到部队后，卫立煌下令紧急支援八路军，拨发百万发子弹、二十五万枚手榴弹。
还慷慨提供军装、数十部电话机、急需药品和180箱肉罐头，体现出他对抗战的真诚支持。
这次延安之行成为卫立煌思想转折点。遇到抗战和革命理论问题时，他经常与毛主席通信，1939年至1941年间，两人互发电报逾六十封。
他对朋友说：“在延安，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未来。”
然而，卫立煌的“亲共”行为引起蒋介石怀疑。蒋介石派人调查，虽查获他与毛主席来往的电报，但内容未能证明他“亲共”。
蒋介石疑心甚重，1941年借机撤销卫立煌上将军衔，安排他领退休军饷，负责养老母亲。
1943年，蒋介石被迫恢复他的军衔，并任命他为中国远征军司令。1944年，卫立煌指挥远征军反攻滇西，战功显赫。
抗战胜利后，蒋介石再次弃用他，继续冷落。
此时，蒋介石专注内战，卫立煌不愿再内斗，接受派遣出国考察。
1947年，在巴黎的卫立煌借助留法进步学生汪德昭，向共产党写信表明立场，愿意站在人民一边，进行军事、政治等多方面合作。
信中他恳请保密，并表示愿为和平贡献力量。中共回信鼓励他利用当时形势，推动革命事业。
不久，蒋介石要求卫立煌回国，出任东北“剿总”总司令。东北局势危急，国军溃败，只能坚守重要城市。
蒋介石手中可用将领所剩无几，最终选中卫立煌。抵达东北后，他采取按兵不动策略，固守沈阳。
林彪率军攻打锦州，蒋介石命他出兵支援，他以国军多次被围城打援为由，迟迟不动。
结果国民党东北军被解放军全歼，蒋介石担心士气，紧急派飞机将卫立煌撤出沈阳。
蒋介石大怒，将失利责任归咎于卫立煌，命令撤职查办。
不久后，共产党公布43位战犯名单，卫立煌也在其中。蒋介石见名单后，反而放心，让他在北平闲置。
卫立煌得知后非常高兴，知道共产党给了他一层保护，才躲过危机。
淮海战役爆发，卫立煌打算携家人逃往香港，途中被国民党特务发现，蒋介石命令将其软禁南京。
1949年蒋介石下台，李宗仁掌权，卫立煌获释，顺利前往香港。
身处香港的卫立煌挂念远在合肥的85岁高龄母亲，担心她受惊。于是写信给朱德，请求帮助照顾家人。
信中透露自己在沈阳时被限制行动，如今虽脱离国民党掌控，但香港特务猖獗，生命不保，仍牵挂亲人。
朱德读后面色凝重，马上向毛主席汇报。毛主席关切问：“时间还来得及吗？”
经过商议，立即派人前往合肥，将卫立煌母亲接到解放区保护起来。
新中国成立时，卫立煌在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，兴奋异常，避开特务，写贺电致敬毛主席：
“先生英明领导，中华民族将迎来伟大复兴，新中国必将强盛，煌衷心拥护，期盼光明未来。”
蒋介石多次派人劝说卫立煌赴台避难，但均被他坚决拒绝。
1955年3月15日，卫立煌一家重返祖国，发表《告台湾袍泽朋友书》，呼吁两岸和平统一。
中共热烈欢迎他回归，任政协常委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。
1960年1月17日，卫立煌病情恶化，经抢救无效去世，结束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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