熊宝宝配资滕泰：中国消费是不是全球第一，重要吗？

4月份以来，网上有种说法引发关注，即用中国猪肉、淡水鱼、汽车、空调等商品消费量超过美国，论证中国早已是全球第一大消费大国了，乍一看很让人兴奋。过去五年多来，我一直在呼吁提振消费，研究如何激发14亿人的消费潜力，让中国早日成为全球第一消费大国，莫非一夜之间，我们的梦想就成真了？

浏览这些广泛流传了两个多月的网文，我觉得还是有点来历蹊跷。

在我们总体消费占GDP不到55%、居民消费占比只有38%、消费率低于发达国家近20个百分点的阶段，在很多行业企业面临着供给过剩、居民购买力不足、贸易保护主义冲击出口的背景下，用上述商品消费数据量来代替消费总量、货币价值量，并以此片面数据证明我们已经是全球第一消费大国，意义何在呢？

在我国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亟待提高的情况下，用片面数据证明14亿人的消费已经超过美国3亿人，有什么意义呢？

“按照购买力平价，中国经济总量十几年前就已超过美国”，这种言论早已有之，对此，我国代表已经在联合国会议上从人均收入、区域发展差异、城乡发展不平衡性等多个维度进行了系统批驳。如今，又有人沿袭了类似逻辑，得出同样的结论，意思是我国无须应对消费需求不足的严峻挑战，也无须落实“大力提振消费”的重点任务了吗？

除了动机匪夷所思，更不用提这些说法还存在着严重的逻辑错误：

首先，中国人喜欢吃猪肉和淡水鱼，美国人不那么爱吃，所以就用猪肉和淡水鱼消费量去作比较，这样能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吗？消费能力不是比“谁更爱吃猪肉”，而是比“老百姓有多少钱，花在哪儿”。虽然中国肉类消费量（含禽畜及副产品）已达每年人均64公斤，但跟美国124公斤相比，刚刚达到人家的一半。

不仅如此，代表食品在家庭消费占比的恩格尔系数下降，才是一国消费升级的标志。中国恩格尔系数28.4%，也就是国人30%的支出还被困在“吃饭”上，而美国恩格尔系数7.3%，其居民更多支出用于服务和非必需商品。中国消耗更多猪肉和淡水鱼，一方面是饮食习惯造成，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的消费结构仍集中于生存型需求，这不正说明我们消费水平低，更需要大力提振消费吗？

再说空调、汽车销量超过美国，虽然令人振奋，但是得出的结论也有误导性。14亿跟3亿人比消费总量，优势最大的可能还不是这些商品，而是吃饭，毕竟中国14.1亿人，平均每天吃42亿多顿饭，超过美国400%，这是否更能说明我们消费超过美国呢？以类似的实物量来论证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市场，而无视碗里装的饮食内容、质量和价值量，结论自然也是值得商榷的。

如果真的用购买力平价进行国际比较，必须先科学地构建可比较的商品和服务组合，而不能片面地选择中国的优势商品，更不能忽视产品质量、产品结构、产业附加值的差异。

更重要的是，大家知道购买力平价理论这个浓眉大眼的理论，也是有核心缺陷的吗？其核心理论缺陷就是——脱离工资水平、收入水平的差异来比较价格。

举个例子，如果一个小商品在美国卖1美元，在中国是1元人民币，按照这个简化购买力平价来计算，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就应该是1:1，而不是1：7.3，如果这样可比的商品和服务比比皆是，能不能证明人民币被低估了7倍呢？进而我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就可以放大7倍，以证明我们是事实上的全球第一消费大国呢？

当然不能!

因为决定我国消费能力的是收入——如果现实情况表明制造这类产品的工人在美国的工资是5000美元，而中国同类工人的工资只有5000元人民币，这不是说明我们的收入只有人家的1/7吗？如果我们的收入水平是人家的1/7，那我们的消费能力呢？

所以，脱离特定的工资水平和收入水平差异，谈论国际价格和购买力显然有失偏颇。一个国家的汇率低估，可能恰恰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工资、收入水平低，因而相应的消费水平和价格才比较低。

无论是经济总量比较，还是消费力比较，采用GDP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指标，都是默认的国际通用做法，因为所有的国际贸易、跨国企业定价、国际投资，在实践中必须而且只能以现行汇率为基准。

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，美国个人消费支出（PCE）达18.4万亿美元，远远大于我国社会消费品总额，前些年差距越来越小，为什么这几年差距有所扩大呢？是不是可以全部归因于美国通胀？在物价和通胀这个问题上，我毕竟有十几年浅薄的研究，且在2010年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还专门汇报过物价和通胀，可以说有些许发言权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多次出现两位数的通货膨胀，2007、2010年又出现了两轮通胀，改革开放40多年来，我们的总体物价上涨水平远远高于这些疫情之前几乎40多年没见过通胀的西方国家。能不能说我们四十多年多轮通胀的时候，价格上涨就可以算作经济总量增长，而别人有通胀时经济和消费数据就是虚假的？能不能说前些年我们汇率长期升值时算经济规模增长，而阶段性汇率贬值就不算数了？能不能说因为前些年中美消费差额在缩小，这些数据就代表了我们的成绩，而这几年差距过大了，同样的数据就不可信了？

最后，恐怕也是最重要的，千万不能因为美国服务消费总量大于我们太多，就去严重曲解、贬低服务消费的价值，更不能将医疗、教育、法律服务等服务消费贬为所谓“痛苦消费”——生病是痛苦，而医疗消费是消除痛苦；孩子不能受教育是痛苦，而教育消费是得到幸福；被侵犯权益是痛苦，而法律服务是战胜和减少这样的痛苦……成千上万的中国家庭迫切需要更好的医疗服务、更好的教育服务、更好的法律服务，怎么能够用“痛苦消费”这样的概念和显而易见的错误逻辑，来诬蔑服务业呢？医疗、教育、法律服务不仅是实实在在的消费需求，而且属于人力资本投资，对长期经济增长也有正向作用。

总之，一些网络博主为了博取流量，而去抄袭、传播这些新奇观点，片面夸大了我国居民的消费能力，严重误导了社会认知，对于化解内需不足，不但无益，而且有害。而对当前学界和政策决策而言，重要的不是争论中国是不是全球第一消费大国，更不是用片面数据自我安慰，而是应该研究更多提高居民收入、提振消费的有效措施。

在贸易保护主义越演越烈的国际背景下，在很多行业供给过剩影响企业销售、年轻人面临就业形势严峻、家庭部门收入偏低、居民消费能力不足的挑战下，提振消费不但事关畅通中国经济循环，而且事关深化收入改革、财政和货币政策转型，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切入点。我们千万不能被没有意义的争论所误导而偏离正确目标——只要我们勇敢面对问题和挑战，主动寻找差距，积极借鉴他国经验，学习怎么提高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，彻底激活14亿人的消费潜力，中国早晚能堂堂正正地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。

毕竟，消费的意义从来就不是“打败谁”，而是让每个中国人都有能力体面地花钱、放心地消费——这才是中国经济应有的未来。

（滕泰系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，张海冰系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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